“知道那信是我的，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，好几天都没睡着觉。”
……
1988年很平常的一天，在去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（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）的某辆公交车上，极有可能会碰到正去上课的陈润生。那时的他47岁，讲的还是理论生物学，学生还只有二十几个。陈润生刚从德国纽伦堡大学访学后回国，心想着，“一定要在科研上有所建树。”
他不断关注国际生物学发展动态，随即注意到国外提出的人类基因组计划。经过日日夜夜的思考与判断，他的思维越来越兴奋，总想倾诉积压在心头的想法，但当时国内找不到任何同行。辗转后的1991年，陈润生决定给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（James Dewey Watson，时任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持人）写了一封信，表明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卓越科学事件的理解和支持。
“那种冲动，你必须要去做，你就是要去做。我每天在想这事，没有办法去克制，我认为这件大事一定要去了解。我当时写这封信，就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缔造者，我根本没想到会有回信。”
陈润生与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教授素昧平生，当时陈润生只是一个普通科研人员，在国外毫无知名度，写信只是他情绪的释放，并不指望有任何反馈或回报。
突然一天收到来信了，是寄给陈润生的。他的第一反应是收信人名字写错了，当时他的工作单位里还有一位研究人员名字的汉语拼音和他相似，也恰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。“弄清楚后，发现确实是寄给我的，我欣喜若狂，兴奋了好几天，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而且这信足足有两页纸。”陈润生现在回忆起来，精神依然亢奋。
陈润生仔细阅后，更加坚定了投身基因组研究的决心，同时也了解到信息分析，包括序列的组装与功能元件的标识是本项目的关键。
全国独一家
陈润生说：“这既是不自然的，又是很自然的。”
如果他当时没有给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写信，就不会萌生开设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的想法。人类基因组计划从1990年开始，本质上是破译人类的遗传密码，而一旦用信息学的手段去解析人类基因组后，整个生物就将进入大数据时代。那么，大数据如何存储、处理，就是一个新的科学问题，需要一个新的学科来处理——生物信息学。
这个新的学科包含着关于人类遗传密码的所有信息，用6个词语概括就是对基因组信息的获取、处理、加工、分布、分析和解释。通过挖掘生物大数据来分析深刻的生物学内涵，这是人类研究生物领域上巨大的进步。
“一定要增加生物信息学这门学科。”陈润生坚定地说。
当时国内外对于生物信息学处于空白的摸索期。“我带着学生，一方面琢磨生物信息学的内涵，建立方法分析遗传密码。另外一方面寻求国内有没有人关心人类基因组计划，有没有可能一起来启动。”
1992年下半年，他打听到了吴旻（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，在任期间启动了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）。“当时虽然离得近，都在北京城，但我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，而他学术地位很高，他也不认识我。”陈润生说。
陈润生想方设法联系到吴旻，一是说明他非常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，并且把詹姆斯·杜威·沃森的回信内容告诉了吴旻，心想着“可以打动吴旻先生最好”；二是说明他的团队是从事生物信息研究的，可以专门负责处理数据。
在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同时，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便开始萌发了。
陈润生是国内第一个讲这门课程的人。这门课程当时在国内外都处于摸索阶段。课程内使用的所有的算法、程序、理论都是他自己推导的。
最早的20年，陈润生单独授课。陈润生每次去上课要倒4到5次公共汽车。其实也有班车直达国科大玉泉路校区，但是班车发车时间和下课时间中间还有40分钟间隔。“我不乐意等，索性赶紧坐公共汽车回去，这样还快些。”
再后来为省时间，陈润生一天上、下午连着上7节课，中午还自己带饭，上午下课后，把饭热一热，吃完饭喝口水的工夫，下午的课又该开始了。这样的作息，他坚持了两年。
有时，他有一些不能缺席的会议，才会让学生“打游击”似的补上。如今陈润生还坚持在教学一线，“那么多学生期待着，不能不去，这是责任。”但是随着年纪一天天变大，为了保持教学团队的活力和持续发展，保证课程的授课质量，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引进了该领域杰出的青年代表王秀杰作为主讲教师，另一方面设置课程的教师助教，处理日常教学事务，协助首席教师和主讲教师完成高质量教学任务。
“能加入《生物信息学》教师团队，我非常荣幸。陈老师有口皆碑，而我经验不多，非常紧张。因此刚开始似乎效果不是很好。”王秀杰回忆起第一次上课时说，“陈老师虽然年纪大，但是注重前沿知识，在调动同学们上课积极性方面很有经验，学生们听他的课也听得很‘嗨’。这方面跟他学了很多，包括课程时间长短的把控、怎么把研究中的小故事跟基础知识穿插在一起、怎么让学生保持上课兴趣，能够更好地吸收知识。”
在王秀杰眼里，“陈老师特别朴实。早些年在玉泉路校区上课时，他是坐公交车去的，连出租车都不坐，他还告诉我他怎么坐公交车。”陈润生和王秀杰科研领域相近，他们一年参加无数个相同的会议，所以互相交流、互看课件是常事。
这是一个团队，也是一种传承，“年轻教师的加入为这门课增加了新的活力，也是一种过渡，要让他们逐渐站在岗位上。”陈润生说。
“你问我多少都不会卡壳的”
“记得第一次上《生物信息学》，本来是8点30分的课，我6点40分就去了，结果前排位置已经没了。”这是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2019级学生丁红霞对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程的第一印象。
陈润生的课堂总是爆满。学生来自生命科学学院、数学科学学院、化学科学学院、存济医学院等不同的学院，并不是都有生物学背景，怎么让学生听得明白、听完了有所收获，“是要灌输一些生物基础知识，但这知识不是我要授给学生的，我只坚持一点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我授给学生的是思路、是方法。我就跟他们聊天一样，我为什么去搞基因组，我怎么搞的，我跑到吴旻先生那里怎么说的，然后我怎么思考的，这一段一段的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。”陈润生说。
“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生物信息学是搞基因组研究所必需的，没有我们，干不成事。”陈润生的声音在课堂上回响着。
人类遗传密码，就像一本看不懂语言的书，如何读懂？关于人类遗传密码，目前的技术和仪器能测出的只是无数小片段，相当于再把书撕成无数小块。
在撕的过程中丢失了上下文的联系，怎么准确、完整地拼接在一起？那就买两本一样的书，一本都撕成正方形块，一本都撕成长方形块，相当于把遗传密码复制两份，把人类遗传密码打碎成不同长度的片段。
随机一块正方形，一定能找到有同样内容的长方形。这样一来可以慢慢对着找，慢慢拼接，虽然是笨方法，但很有效。
问题又来了，数量少还可以，那如果是数以千万计呢？这就是大数据了，就需要程序来处理了，这就是生物信息学。
“这样讲，谁都能听懂”，即使专业背景不同，但思路和方法是相通的，“所以这样才能一年比一年人多，他们来听课并不是感兴趣你的知识，而是听听你这科研路怎么走的，你有什么启迪，我觉得这是吸引他们来听的原因。在我的课上，大家都不会走神儿。”大家爽朗笑着。
陈润生的教材不仅自己原创，而且是生物信息学领域前沿。
刚开始上课的前10年，那时生物信息学研究刚起步，他把自己建立的方法、算法都讲给学生听。经过30余年的沉淀逐渐形成一个内容体系，后来又把生物信息学的新发展、新趋势、新研究等内容加在课件里。
“陈老师的课程充满最前沿的成果与方法，同时又分外清晰明了。《生物信息学》课的同学来自各个院系，但一学期后，身边的每个人都被陈老师的热情所感染，对复杂精妙的遗传密码产生了自己的思考。”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2019级学生唐以恒上完课后说。
上课和科研互相成就，上课需要将讲的东西都刻在脑子里并融会贯通，“备课是为科研打下基础，也是个自我修养的过程。”陈润生说，“所以你问我多少问题，我都不会打啵（卡壳）的。”
当院士前后，没有任何区别
从坐公共汽车去玉泉路校区到坐车去雁栖湖校区，从1988年的一间小教室到2020年的大礼堂，从50岁到80岁，地方、人数、年龄——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，唯独陈润生没有变，他讲课的声音一直持续了33年，从未间断，穿透时间，声量却丝毫未减。
“记得有一门《生物信息学》，开课老师是陈润生院士。即使年近80岁高龄，陈老师依然每周坚持到雁栖湖校区授课，一次课近3个小时，陈老师讲得满怀激情、毫无倦意。但是，偶然一次我看到，下课后陈老师深深陷在椅子里，闭眼休息很久才慢慢起身继续上课。这给我带来了很深沉的感动。”4年前，国科大2017级学生安子杨写过这样一段话。
最初上课时，陈润生还是一名普通科研工作人员，如今的陈润生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对于给学生上课这件事，陈润生说：“我就不知道当了院士后有什么区别，从来没有任何区别。”无论是到玉泉路校区还是到雁栖湖校区给学生上课，他不到6点就起来了，6点50分准时出发，上课成为他的习惯。
有一次上课时，他讲到哈佛的干细胞试验，将一只鹦鹉脑中的某些核团破坏，鹦鹉就不能学舌了，将另外一只鹦鹉脑子里取出来的干细胞诱导分化，再导入原来那只鹦鹉，那只鹦鹉又能学舌了，学生在课堂上问他，“那恢复学舌后的鹦鹉唱的歌是否还跟之前一样？”这个学生的问题给陈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从那以后每次讲课都会想起。
“这是很好的问题，我没有答案，不过我相信不是原来的歌了，即使能力恢复了，但是原来的核团被破坏了。”陈润生说，“科研需要创造力，不照本宣科，要思考，提出科学问题，否则没什么意思，历史不会记录你，创新最重要。”
在陈润生眼里，科学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，科学是社会发展的表现，他认为最对得起学生的就是，教育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，“文献是基础，供你超越，而不是模仿。循规蹈矩很容易，打破常规很难。”
让他骄傲的是，国科大几乎与生物学有关的人都听过这个课，“学生们满意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，我对获奖从来没有感觉，什么奖都无所谓。”
“我给自己取了个微信名，叫‘微不足道’。我非常不乐意跟他们去争那些东西，但正因为你脚踏实地，你没有吃任何亏，该得到的都会有，这些东西不是说你削尖脑袋去硬钻营能得来的。”
现在，80多岁的陈润生声音依然洪亮，全神贯注地走自己脚下的人生之路。这亦得益于他的生活态度，“其实，关键问题就是你的状态，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，很多人想很多乱七八糟根本不需要想的事，想了你也解决不了，最重要是所有的事都想得开。”
陈润生笑起来，单眼皮，黝黑的眼珠透着光，他的声音在采访的小会议室里起伏着，蕴含着某种哲理，亦在课堂上传递了30余年，从未间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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