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于北京东高地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，被誉为中国航天“总设计师的摇篮”。在这个绿树成荫的院子里，不经意间匆匆而过的一位白发长者，或许就是一位“总师”级别的科学大家。而《吾家吾国》主持人王宁此番要拜访的则是一位在基层岗位工作了60多年的 “蓝领院士”，他就是我国弹道式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弹道设计的开创者之一，今年已经87岁的余梦伦院士。
托举火箭的中国航天人
却说自己只是个“码农”
每一次火箭升空的背后，都有无数个默默托举火箭的中国航天人，余梦伦就是其中的一员。1965年，我国开始了东风系列某型号导弹的研制工作，余梦伦是弹道设计小组的三名成员之一。1975年，他提出的“小推力弹道方案”，完美突破了研发新型运载火箭“长征二号”的技术难题。在耀眼的成就面前，余梦伦却说自己只是个“码农”而已。
王宁：这个弹道的设计就是靠计算吗？
余梦伦：先编码，编码以后才能算。火箭往上飞，斜着飞或者往下飞，这由一套公式来决定。把理论的东西变成可以计算的一些公式，然后计算公式有了以后就编码。天天在办公室写码，我的工作基本上是“码农”的形式。
手摇计算机
摇出最初的导弹弹道
最初，为了能设计出导弹的弹道，余梦伦和同事们每天需要进行大量、繁重的人力计算，手摇计算机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。
王宁：手摇计算机算乘法怎么算？比如说要算999乘以456。
余梦伦：这个乘法它有定位的，它还需要移位。比如说你刚才说的459，先在个位数摇九次，再把它移一位摇5次，然后再移到百位数上摇4次，做一次乘法可能需要一分钟。
王宁：这是个体力活，这个手腕不得摇肿。
余梦伦：那实际上天天都会肿。要想导弹打得准，手臂就得先摇肿！
手摇计算机的计算原理是通过齿轮传动来完成的，余梦伦和同事们就是通过无数次手臂的摇动，摇出了最初的导弹弹道。
有了“长二捆”
才有了载人航天
随着导弹技术的进步，发射返回式卫星被提上了日程。发射返回式卫星的火箭，要求运载能力更大，速度却要更低。解决这个难题的任务又落到了余梦伦的身上。当时已经40岁的余梦伦开始从零学习计算机编程，在计算机的辅助下，经过无数次最优推力程序的分析，余梦伦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的“小推力弹道方案”，解决了火箭速度和运载能力的矛盾。
王宁：您当时是怎么算出来的，想出来这办法的？
余梦伦：有五个发动机，一个是大发动机，边上还有四个控制发动机，小推力的。我让它大发动机工作时间短一点，让小发动机工作时间长一点，这样等于平均的推力降下来了。
1975年11月26日，“长征二号”运载火箭成功发射，也自此拉开了这个我国目前最大的运载火箭家族登场的序幕。在“长征二号”的火箭家族中，“长征二号”捆绑式运载火箭，简称“长二捆”，余梦伦也是参与了研制全过程的。
为了能如期发射“长二捆”，余梦伦和同事们通宵达旦，超负荷工作了18个月的时间，完成了44万多张设计图纸，5000多套特殊工装，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，300多项大型的地面试验。1990年7月16日，作为我国首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，“长二捆”成功首发，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。
王宁：我看到您曾经在一次采访里面提到，说为这个“长二捆”来设计弹道，是您这一辈子经历的压力最大、困难最多的一次。
余梦伦：当时和美国人签了合同以后，要求18个月必须成功发射第一枚火箭。但是我们要把一个新火箭研究出来，这个18个月是很短的，所以当时我们航天人日以继夜这么工作。
王宁：“长二捆”其实是载人航天工程的起点。
余梦伦：是的，“长二捆”是我们国家航天一个很大的转折，是中国航天进入载人航天的一个开门红，有了“长二捆”才有了载人航天。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，我们把困难变成动力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使我们航天又前进了一大步。
沉默寡言的英雄
在数学世界里寻觅快乐
余梦伦从小学习勤奋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但严重的口吃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他。因为口吃，年少时的余梦伦变得沉默寡言、性格内向，但也使他更加专注于学习，尤其喜欢在数学的世界里寻觅自己的快乐。
王宁：小时候这种障碍给您造成了什么困扰？
余梦伦：其实对我性格影响很大，我这个人一直都是性格内向的，不太善于交际。
王宁：是不是也让您觉得自己做算术题不用跟任何人说话，在这个里面很幸福，也让您因此对数学更喜欢了。当进入到另外一个您自己钟爱的事业里面时，就会更专注。
余梦伦：也有这方面影响，所以在工作岗位上面叫我发言，我说我不行。我这个性格就是闷头干活，抢着干，踏实干。
抢着干、踏实干的工作态度贯穿了余梦伦的整个职业生涯，也让他坚定信念，六十多年来一直扎根在一个班组之中，在弹道设计的基层岗位上做一辈子“蓝领”。在余梦伦心中，永远工作在科研一线，为中国火箭画出最完美的飞天弧线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而他所在的班组被全国总工会命名为“余梦伦班组”，这也是首个以院士名字命名的科研班组。
（原标题：他做了一辈子“蓝领” 为中国火箭画出最完美的飞天弧线）
